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1)

明明

编者按：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中国摄影界掀起了全民摄影的狂潮。一时间，很多言之无物，矫揉造作的跟风之作纷纷涌出，各种五花八门的摄影展览，摄影大赛也悉数登场。然而，这些粗制滥造的照片居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各种报刊杂志的版面，不断地误导着大众的审美趣味。现今的中国摄影界需要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针砭时弊，痛陈其劣处。让盲目的摄影人们看清楚自身的弊病，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在资讯飞速变化的当今社会寻求到更好的出路。刘树勇先生的这篇火药味极浓的“战斗檄文”，语言辛辣，观点深刻，切中要害，发人深省。看过之后，不禁让人感觉畅快淋漓！特转帖到论坛的“观察与思考”版块与有识之士共同学习探讨！

　作者简介：刘树勇
　被成为中国最激进的摄影批评家。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刘树勇好象只会“骂人”——这主要源于他的四年前撰写的“惊世奇文”——《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文章里嬉笑怒骂，几乎把中国摄影界的所有问题讽刺挖苦了一遍，以至于当时所有的摄影媒体都不敢（或不愿意）刊登这篇“檄文”，文章一压就是四年多。其实，刘树勇更多的摄影理论和批评文章都很平和，尖锐而不失深刻理性的研究分析。2000年，刘树勇的几篇文章都在摄影界引起较大反响——《摄影家为什么出画册》、《图象的社会学功能》等都可以说是近几年难得的好文章。
　　2000年，更为重要的是刘树勇压箱底4年的《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终于发表，当然不是在传统媒体，而是在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网络媒体上——目前国内最大的专业摄影网站“易拍网”正式发表《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并很快在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树勇也作为嘉宾在网上与摄影网友进行了现场的交流，对这篇文章封锁很久的《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等也破天荒做了相关报道。

编者按：在一个全民摄影热潮兴起的年代，每个人似乎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艺术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每一个普通人的眼中都有一个精彩的影像世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似乎应由观赏照片的芸芸受众来评判。那些自以为是摄影代言人的所谓的权威们，还拿着自己多年前的作品炫耀至今。他们没有清醒的看到，众多的后来人已经忽视了他们标榜的权威的存在，早已循着自己内心感觉和对美更敏锐的嗅觉，在摄影的天地里自由游弋。我不禁想问，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权威们，你们自恋的“独角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貌似高雅的伪贵族  

              ——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的老一辈无产摄影家

       第一种毛病是在摄影界有一帮貌似高雅的伪贵族以摄影界的权力拥有者为身份，构成了中国摄影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摄影界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物中，这种人不少。他们往往谈吐不凡，出行讲究。他们往往是独霸一张报纸的摄影部门，相互间你抬我举，互相吹捧。他们自以为是摄影界的权威和最高水平的代表性人物，架式不小，口气挺大，其实不过是一些靠一点儿小才气加年资、加那些年海内没人，再加惯会见风使舵混了个一官半职的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经常成为国内国外一些摄影展览或者是什么摄影比赛（鬼才知道为什么中国摄影界会有那么多的破比赛！）的评委。他们总觉得自己出道早别人不少年，相机摆弄过好几茬儿，见多识广，手里掌握着摄影的真理。无论是发稿还是评奖，他们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在中国的摄影界他们颐指气使，生杀予夺；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媒体，撰写为中国摄影界定调子的文章，大有君临摄影界的姿态，霸气汹汹，十足的一副行会把头的嘴脸。
　　曾几何时，他们在一个没有条件发烧摄影的年代，成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中令人羡慕的能够掌握相机的宣传人员。相对于那个时代的摄影界来说，相对于当时处于权力媒体核心的报纸记者来说，他们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格外地用心，刻苦努力。他们在当时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主导功能的摄影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富有怀疑精神和生命活力的群体。他们抗拒为“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需要服务，不愿意被某一集团意志所压倒和引诱，他们以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纯洁、良知和理想。他们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便被可能居身于权力之中的利益所引诱和利用了，他们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被利用来打倒另一种陈腐的力量。但是，他们缺乏另一种准备，即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他们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了关系，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年代里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关联。唯一对他们的摄影起作用的是他们那种坎坷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尚未被政治功利需要所濡染的朴素良知。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文革之后的一个特定年代里备受人们的钦仰，比如他们曾经勇敢地拍摄了“四·五”运动。从他们许多人后来获得的利益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押对了宝，并因此而积累起来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形象资本

夏日绿菡

辛苦了！

明明

编者按：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中国摄影界掀起了全民摄影的狂潮。一时间，很多言之无物，矫揉造作的跟风之作纷纷涌出，各种五花八门的摄影展览，摄影大赛也悉数登场。然而，这些粗制滥造的照片居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各种报刊杂志的版面，不断地误导着大众的审美趣味。现今的中国摄影界需要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针砭时弊，痛陈其劣处。让盲目的摄影人们看清楚自身的弊病，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在资讯飞速变化的当今社会寻求到更好的出路。刘树勇先生的这篇火药味极浓的“战斗檄文”，语言辛辣，观点深刻，切中要害，发人深省。看过之后，不禁让人感觉畅快淋漓！特转帖到论坛的“观察与思考”版块与有识之士共同学习探讨！

　作者简介：刘树勇
　被成为中国最激进的摄影批评家。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刘树勇好象只会“骂人”——这主要源于他的四年前撰写的“惊世奇文”——《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文章里嬉笑怒骂，几乎把中国摄影界的所有问题讽刺挖苦了一遍，以至于当时所有的摄影媒体都不敢（或不愿意）刊登这篇“檄文”，文章一压就是四年多。其实，刘树勇更多的摄影理论和批评文章都很平和，尖锐而不失深刻理性的研究分析。2000年，刘树勇的几篇文章都在摄影界引起较大反响——《摄影家为什么出画册》、《图象的社会学功能》等都可以说是近几年难得的好文章。
　　2000年，更为重要的是刘树勇压箱底4年的《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终于发表，当然不是在传统媒体，而是在更为开放更为自由的网络媒体上——目前国内最大的专业摄影网站“易拍网”正式发表《中国摄影界的四种病》，并很快在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树勇也作为嘉宾在网上与摄影网友进行了现场的交流，对这篇文章封锁很久的《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等也破天荒做了相关报道。

编者按：在一个全民摄影热潮兴起的年代，每个人似乎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艺术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每一个普通人的眼中都有一个精彩的影像世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似乎应由观赏照片的芸芸受众来评判。那些自以为是摄影代言人的所谓的权威们，还拿着自己多年前的作品炫耀至今。他们没有清醒的看到，众多的后来人已经忽视了他们标榜的权威的存在，早已循着自己内心感觉和对美更敏锐的嗅觉，在摄影的天地里自由游弋。我不禁想问，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权威们，你们自恋的“独角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貌似高雅的伪贵族  

              ——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的老一辈无产摄影家

       第一种毛病是在摄影界有一帮貌似高雅的伪贵族以摄影界的权力拥有者为身份，构成了中国摄影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摄影界一些有些名气的人物中，这种人不少。他们往往谈吐不凡，出行讲究。他们往往是独霸一张报纸的摄影部门，相互间你抬我举，互相吹捧。他们自以为是摄影界的权威和最高水平的代表性人物，架式不小，口气挺大，其实不过是一些靠一点儿小才气加年资、加那些年海内没人，再加惯会见风使舵混了个一官半职的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经常成为国内国外一些摄影展览或者是什么摄影比赛（鬼才知道为什么中国摄影界会有那么多的破比赛！）的评委。他们总觉得自己出道早别人不少年，相机摆弄过好几茬儿，见多识广，手里掌握着摄影的真理。无论是发稿还是评奖，他们掌握着别人的生杀大权。在中国的摄影界他们颐指气使，生杀予夺；他们手里掌握着传播媒体，撰写为中国摄影界定调子的文章，大有君临摄影界的姿态，霸气汹汹，十足的一副行会把头的嘴脸。
　　曾几何时，他们在一个没有条件发烧摄影的年代，成为部队、厂矿企业、机关单位中令人羡慕的能够掌握相机的宣传人员。相对于那个时代的摄影界来说，相对于当时处于权力媒体核心的报纸记者来说，他们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所以他们格外地用心，刻苦努力。他们在当时那种以政治利益为主导功能的摄影之外，构成了一个新的富有怀疑精神和生命活力的群体。他们抗拒为“四人帮”时期的政治需要服务，不愿意被某一集团意志所压倒和引诱，他们以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纯洁、良知和理想。他们但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很快便被可能居身于权力之中的利益所引诱和利用了，他们被作为一种新生的力量被利用来打倒另一种陈腐的力量。但是，他们缺乏另一种准备，即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他们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了关系，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年代里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关联。唯一对他们的摄影起作用的是他们那种坎坷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尚未被政治功利需要所濡染的朴素良知。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在文革之后的一个特定年代里备受人们的钦仰，比如他们曾经勇敢地拍摄了“四·五”运动。从他们许多人后来获得的利益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是押对了宝，并因此而积累起来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形象资本

夏日绿菡

辛苦了！

中原压裂

此文针针见血。

真正的好文章逆耳，

真正的好贴子冷落！

 

中原压裂

此文针针见血。

真正的好文章逆耳，

真正的好贴子冷落！